国家宝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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滇王之印---“滇王之印”金印

西汉（公元前206-公元25年）
高1.8、边长2.3厘米，重89.5克
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（六号墓）出土
湛人，是世代定居于云南湛池周围的少数民族，秦汉时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—湛国。而他们所创造的不同于中原的文化，同样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
据《史记•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，汉武帝元封二年（前109年），汉朝军队大举南下，滇王举国投降。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，同时“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”。此后，有关滇人和滇国的记载即神秘消失，以至后人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否可信，是否真有滇王国存在都深感怀疑。直到1956年11月，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了一方蛇钮金印，印面上清晰地刻阴文篆书“滇王之印”四字。“滇王之印”金印的问世，印证了《史记•西南夷列传》记载的滇国是真实存在的，为我们探索滇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钥匙。同时，它也是云南隶属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证。
这方金印上饰蛇纽，印面阴文篆刻“滇王之印”四字，造型精巧规整，金光璀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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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宁---鎏金“中国大宁”铜镜

新莽（公元9-23年）
直径18.6、厚1.3厘米
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
    铜镜作为古人整束衣冠、修饰仪容的生活用具，早在四千多年前便已出现在齐家文化遗址中。汉代是铜镜大量出现的时代，其整体日益厚重，装饰也愈加精美。
   这件铜镜是典型的汉代六博博局纹镜式样。六博是当时从宫廷到民间都十分流行的棋类游戏，棋盘也因此常常被当作镜子上的装饰纹样。这面镜子最珍贵的地方，一是其精湛的鎏金工艺，二是在于镜缘间铸的一首诗。该诗共计五十二个字：“圣人之作镜兮，取气于五行。生于道康兮，咸有文章。光象日月，其质清刚。以视玉容兮，辟去不祥。中国大宁，子孙益昌。黄常元吉，有纪刚。”，诗的内容包含了阴阳五行思想和对国家、子孙的祝福祈愿。其中“中国大宁”四字，更能在华夏子孙的心中引起深远的共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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舵船始祖---陶船模型

东汉（公元25-220年）
全长54、通高15厘米
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
    陶船模型呈长条形，头尾狭小，中间宽敞，底部较平。船锚拴系在船头，船头两边分别插有三根桨架。船两旁为撑篙的走道。船分前、中、后三舱，均有篷盖。前舱适合用作货舱。中舱比前舱稍高，屋呈方形，两侧各开一门以供人出入。后舱为舵楼，特高，便于舵手鸟瞰前方，操掌航向。后舱右侧附有一间小房，推测是船上的“洗手间”。船舱里还设置横木“梁担”。可使船身骨干坚实，吃水深，负重大，行驶平稳。
    这件陶船模型最先进之处在于它既做出了锚的模型，又做出了舵的模型。舵楼中装有舵，舵的形状下宽上窄，下部向后伸斜入水，舵下端与船底齐平，水浅时无须提舵。船的整体结构复杂，船上塑有6个人物，分立各处作操作状。按人物身高比例推算，船实长应为15～20米，高度应为4～5米，载重量达5吨，是一艘设备完善的航行于内河兼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，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远航能力。
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使用舵的船，“舵”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。西方迟至1242年才出现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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驱邪守正---三彩天王俑（一对)

唐（公元618-907年）
分别高：61.5，53.5厘米
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
天王俑一般成对随葬，多置于墓门两侧，起镇恶驱邪的作用，以保护墓主不受侵扰。两件天王俑皆作武士装扮，身材魁梧，头戴盔冠，身穿铠甲，四肢矫健，怒目圆睁，足下踩踏欲做垂死挣扎的夜叉。工匠大胆采用对比夸张手法，突显天王驱邪镇恶的威慑力量。夜叉在佛经中指一种恶鬼，列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，在民间夜叉又是阴间独有的鬼怪。
    天王俑源于佛教中的护法神，多置于寺院门前或者佛像前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，逐步汉化。护法神的外表也逐渐改造成经过艺术夸张的中国武士形象，不仅见于寺庙，也被用来驱鬼避邪，保护墓主的安宁。其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佛教领域，变为凡人世界正义、威猛的象征。
    这对天王俑三彩鲜艳华丽，红、绿、蓝三色相互交融，自然流淌，是唐三彩中的佼佼者，也是唐代天王俑中罕见的艺术珍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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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巧香艳---花鸟纹鎏金银香球

唐（公元618-907年）
球高5.1、直径4.8、链长14.8厘米
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
香球出现于唐代，当时又叫香囊。这是一种精巧的熏香用具，外部由上、下两半球组成，以合页相连，并装有勾链以备开启，球上饰镂空花鸟纹。球内两个相连的圆环内装有小盂，用于盛放香料。受重力和活动扣环的作用，无论球体如何转动，小盂始终保持平衡向上。这是古人利用机械原理所作的巧妙设计。香球外还有银链一根，用于悬挂或系带。类似香球在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里还出有两件。
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，从沿海地区舶来的异域香料，成为王公贵族们追求的高雅情趣。唐代诗人元稹写有《香球》一诗，高僧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中也香球的设计及制作大加赞赏，并说它是“妃后贵人之所用之也。”史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思念旧情，秘密派人改葬杨贵妃，控开后发现其肌肤已坏，而香囊仍在。香球可以把玩，或置于袖中，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“有暗香盈袖”即指此。香球还可用来熏被，或悬挂闺房，外出又常挂在车上，“香车宝马”一词即源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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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王夫差鉴——映照西施倾国色

春秋•吴（公元前770－前473年）
高44.8厘米、口径76.5厘米、重60千克
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
    此器形如大缸，平底。器腹两侧有龙头状兽耳，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龙攀缘器口，作探水状。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。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，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。鉴为盛水器，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。用途有三：一是盛水照面，用作镜子；二是盛冰，用作冰鉴；三是休浴洗澡。
    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。公元前506年,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,其子吴王夫差又曾战胜越国,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,并北上与晋国争霸。公元前473年,反被越国所灭,夫差自尽。
吴王夫差鉴，或许曾映照过宠妃西施倾国倾城之容，也见证了历史兴亡的真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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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鼎中原---王子午鼎

春秋•楚（公元前770--476年）
通高67厘米、口径66厘米、腹径68厘米
1979年河南浙川下寺出土
王子午鼎共七件，为一组代表墓主身份的列鼎，此为其中最大的一件。鼎内有86字长篇铭文，标明作器者系王子午。王子午又名子庚，为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楚庄王第五子，楚康王时为楚国令尹（相当于中原列国中的相国）。
    王子午鼎具独特的楚式风格，造型呈平底束腰形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楚王好细腰”的故事。环绕鼎腹的六条立体怪兽，各由两条夔龙蜷曲盘绕而成，是采用失蜡法分别铸出，然后焊接于鼎身的，显示了很高的铸造水准。在细部装饰上采用浮雕、立雕、分铸、榫卯、焊接等技术。优美的造型、精细的纹饰、浪漫奇诡的题材，正是楚国文化艺术的突出特征。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，叙说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于民的业绩，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。全文语词流畅押韵，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此外，铭文用鸟篆书写，有中国最早的“美术字”之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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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缠万贯---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

战国•魏(公元前475－前225年)
长18.7、宽4.9厘米
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
   古代衣服没有纽扣，需要在腰间加以绑系。除用丝带外，也可用革带。革带常用兽皮，因为较硬，需用带钩来连接，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，常与玉环同时使用。带钩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等材质，一般由钩首、钩身、钩纽三部分组成，钩首用于勾连，钩纽则起固定作用。
    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，器形较大，通体鎏金，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，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，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，盘曲逶迤。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，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，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，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。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，采用鎏金、镶嵌、凿刻等多种方法，将不同质地、不同色泽的材料，巧妙地配合使用，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，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。此带钩纹饰繁复，玲珑剔透，包金镶玉，雍容华贵，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，极为奢华，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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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军遗宝---王子婴次炉

春秋•楚（公元前770－前476年）
高11.3、口纵45、口横36.6厘米
传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
此器形状似盘,圆角平底,器壁两侧有环钮,两端各有3节提链。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23个。器壁内侧有铭文7字,意为王子婴次之炉。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该炉为楚国令尹子重所作,是鲁成公十六年(公元前575年)晋楚“鄢陵之役”楚师兵败后遗于郑地的。
    王子婴次炉1923年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。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、乐器、车马器、兵器、杂器以及玉石器等，因其规模之大、等级之高，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。王子婴次炉是其中惟一带铭文的铜器，对判定大墓墓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，目前据考证，大墓墓主可能为郑成公，也有人认为系郑厘公或郑僖公。
    王子婴次炉曾是河南博物院的最早馆藏之一，1950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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巍峨商宫---“妇好”铜方彝


商（公元前1600－前1046年）
高60、口长69.2、口宽17.5厘米
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
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，是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。据甲骨文材料记载，妇好曾经频繁地参与祭祀，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；多次率领军队出征，最多的达到一万三千人，浩浩荡荡地开向边缰，征伐与商王朝作对的土方、羌人、巴方等方国，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，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。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，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。墓内有殉人16具，殉狗6只，随葬器物1928件。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藏，向世人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。
   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。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，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，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，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。
    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，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。器盖呈四面斜坡状，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，极似商代宫殿之“四阿”式屋顶，有正脊与垂脊。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，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，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，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，后檐所出者为尖形，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。盖脊有二钮，便于启合彝盖。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，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，以浮雕枝法表现了兽面、鸱鹗 、夔龙、大象等动物形象。偶方彝气势磅礴，威武雄壮。器底铭“妇好”二字，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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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容显贵---腰佩宽柄器玉人

商（公元前1600－前1046年）
高7、宽3.5厘米
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
玉人呈黄褐色，和田玉圆雕，双手抚膝跽坐，长脸尖颔，细长眉，臣字形眼平视前方，大鼻小嘴，方形耳。头梳长辫一条，辫从右耳侧往上盘头顶一周，由左耳后侧伸向右耳侧，辫梢与辫根相接。头上戴圆箍形“頍”(冠)，用以束发。“頍”前连有卷筒状饰。身穿交领长袍，下缘长至足踝，衣袖窄长至腕，腰束宽带，腹前悬长条“蔽膝”。腰部近左侧佩一卷云状宽柄器。此人像神态倨傲，衣着上乘，应是商代贵族形象。
    这件玉人是商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品，琢玉工匠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手法相结合，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，其衣饰、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，是了解商代服饰最珍贵的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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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玉之冠---云兽纹青玉璜
  
战国•魏（公元前475～前225年）
长20.5、宽4.8厘米
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
这件大玉璜整体为七块和田玉，以铜片贯联成一弧形璜，中间一块玉上雕回首卧兽，下有鼻纽，通体作龙纹及变形云纹，贯联的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。玉质细腻，光泽晶莹，其琢工之精美，器形之大都属罕见，因此被誉为“古玉之巨擘”、“玉器之冠冕”。
    璜是佩饰用玉，亦经常作为朝聘、祭祀、丧葬的礼器，《周礼》记载：“以玄璜以礼北方”，玉璜似乎是祭祀北方之神的礼器。但在考古发掘中，玉璜多作为佩饰置于人的胸腹部。战国时期，作为人们的佩饰和随葬品的玉璜已日渐普遍，其形制和纹饰都极为丰富，造型也更为精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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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音通天---虎纹石磬

商(公元前1600年-前1046年)
长84厘米、宽42厘米、厚2.5厘米
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
   磬为打击乐器。这件石磬正面刻有雄健威猛的虎纹，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。据测定，该磬有5个音阶，可演奏不同乐曲，轻轻敲击，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。商代石磬的制作已相当发达，祭天地之川，当用石磬，祭祖宗先帝，敲击石磬，此磬出土时，在其左侧，即该墓椁室西侧有女性骨架24具，都是殉葬的奴隶，而随葬品中还有三个小铜戈（可作舞具用），推测殉葬者中间可能有音乐奴隶。
    在原始乐舞活动中，人们常把自己打扮成狩猎的对象或氏族的图腾，这类乐舞反映了先民的狩猎生活。《尚书•益稷篇》载：“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”，即是先民敲击石磬，举行大型宗教舞蹈的场景。《诗经•商颂》中有描述殷人祭祀乐舞的诗句：“鞉鼓渊渊，嚖嚖管声。既和且平，依我磬声。”可知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。
磬的形制又分单悬的特磬(如虎纹石磬)与成组使用的编磬。1973年，在安阳殷墟小屯村村北的洹水南岸，又发现一件龙纹大石磬，同虎纹石磬堪称商磬双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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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辞甲骨

1、2全甲刻辞
商（武丁）
长18.5,宽9.9
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
3、 五牛卜骨刻辞
商（廪辛—武乙）
长12.1,宽2.5
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
卜甲刻辞贞问二事：一是戊寅日卜问沚囗是否来？二是同一天卜问雷风是否有？卜骨刻辞卜问用牛还是用羊来祭祀？
    甲骨文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。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。甲骨文因多刻于龟腹甲及牛的肩胛骨上，故名。
    1899年，清末学者王懿荣最早在中药“龙骨”中发现了甲骨文，后经调查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。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甲骨文与历史资料的对照，考订出了商王世系表。从而证实了司马迁《史记•殷本纪》的记载为信史以及中国早期国家——商王国的存在。
    迄今发现的甲骨残片约十万余片，出现四千六百多个单字，大字有一寸见方，小字则细如米粒。经古文字学家解读，已经辨识了近一半，同时发现骨甲文在字的结构上已由独体走向合体，并出现形声字，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。
    甲骨上面的文字，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，也有少数用“毛笔”写的。古代称刻为“契”，称书写为书，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“殷墟书契”。从甲骨上的文字看，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、结字、章法三要素。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，曲直粗细均备，笔画多方折，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。从结字上看，文字有变化，虽大小不一，但比较均衡对称，显示了稳定的格局。从章法上看，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，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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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王伏鼋---“作册般”铜鼋

商(公元前1600－前1046年)
通高10、长21.4、宽16厘米，重1.6千克
传河南出土
   器作鼋形，爬行状，爪下各有一方钮作支撑足。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矢，皆为矢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份。鼋背甲上有铭文4行32字，记载了丙申这一天，商王来到洹水，捕获了此鼋。王先对此鼋射了一箭，接着又连射三箭，四箭皆中。商王命属下寝馗把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。王说：“（将此事）铭记于铜器上，作为你的宝物。”为记录此事，作册般做了这件器物。作册般的铜器发现多件，有的铜器上记载商纣王征伐人方的战争，因此可以确认作册般为商纣王时期的史官，此器也就是商纣王时期的器物。
    此器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，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，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，故弥足珍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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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衣玉食---青玉簋       

商（公元前1600--前1046年）
高12.2厘米，口径20.7厘米，足径14.5厘米
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
   这件玉簋也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、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，它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，呈碧绿之色，莹润无暇。玉簋颈、腹及底部圈足分别饰有凸弦纹、勾连曲线纹、云雷纹、变形云纹、目纹，雕工极为精美。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，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。玉簋造型典雅，气度不凡，应当不是一般的食器，而是祭祀时用的礼器，对研究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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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舞玲珑---玉凤

商（公元前1600--前1046年）
长13.6厘米，厚0.7厘米
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
玉凤呈黄褐色，凤鸟头戴花冠，作侧身回首之势，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，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。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，飘逸洒脱，洋溢着一股活泼、清新的抒情气氛。在技术手法上，采用了钻、挤、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，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。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，但其体态自然优美，令人觉得亲切可爱。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、威严、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。
   这件玉凤与湖北石家河文化所出玉凤存在渊源关系，其造型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，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极佳实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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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战神之鸟”——“妇好”铜鸮尊



商（公元前1600-前1046）
通高45.9厘米、口径16厘米、重16.7千克
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
　　
尊是古代体型较大的盛酒器，常作为重要礼器使用。仿照鸮鸟的形象制成的青铜礼器在商代晚期极为盛行。鸮俗称猫头鹰，是一种夜行性猛禽，听觉灵敏，喙爪锋利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，凭听觉定位便可发动迅猛一击。在我国商代，它被推崇为“战神”，是克敌制胜的象征。
　　此器通高45.9、口径16厘米，重16.7千克。整件纪尊姿态稳健，神态端庄，雄浑有力，昂首环税四周，仿佛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斗士。它站立的双腿与下垂的尾部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支撑点，不但可以稳定器身，而且符合美学标准，给人以清爽简洁感。鸮尊的纹饰极为精细，繁褥富丽，有夔纹、蝉纹、云雷纹等,每一种花纹既可以独立表现，且彼此之间又相互缠绕，从而把这件器物装饰得肃穆凝重，体现了商代青铜艺术特有的庄严狞厉之美。内壁铸“妇好”二字铭文。
　　在殷墟考古发现中，规格较高的墓葬，往往会有鸮尊出土，应是高级贵族专用的器物。
　　妇好是一位持钺征战四方，为商朝立下赫赫战功的著名军事统帅，这件鸮尊昂首而视，自有一种傲视无畏的气势，也许正是她的精神写照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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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光铠甲---青瓷武士佣
隋（公元581-618）
高63.3厘米，59厘米
1953年湖北武汉出土

这两间戴盔甲的武士佣仅露脸部，整个盔商布满鱼鳞甲片。他们身穿明光铠，顶部有盆领，盔甲垂至膝下，其上亦满布鱼鳞片。其中一武士的胸、背部护用襻戴通过两肩系结。佣均两兽拱至腹部按一长方形盾牌，盾周沿有金钉圆泡，中间排列着小花朵，似外加皮革的木盾，用金属圆泡钉固定。从文献记载看，明光铠创始于三国，当时非常名贵，只有将领才能穿着。其特点是铠甲的胸前、背后都有做、右两片椭圆型的金属圆护，很像镜子。在战场上，圆护反照太阳光，即发出“明光”，故名之。从突出的文物看，明光铠到北朝末期日趋盛行，隋朝除明光铠还有两当铠，唐朝时期明光铠已取代两当铠而成为最主要的铠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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驯马陶佣
唐（公元618---907）
佣高36.8厘米，马高4.厘米

这组驯马佣造型活泼生动，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，是唐代陶佣雕塑艺术的代表之作。马前蹄抬起，身体后倾，似不驯不肯前行。驯马者张口若吼，右臂用力拉扯缰绳，筋腱鼓起，充满力量感。佣表有彩绘，现已脱落。唐佣多系模制，再作细部修饰，然后入窑烧造。模制方法多数为分块合模。这组训马佣的人和马，都是分别制出后再粘合而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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